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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年前杀4人0线索 重庆幸运农场直播交流群3205888 警方破案时他成作协作家

[日期:2017-11-08] 来源:2007ok.com  作者:xb688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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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号,本该是休息日的星期天,浙江省湖州市公安局的一间办公室幸运农场内却正在举办一场研讨会。用土黄色档案袋包裹起来的卷宗整齐地码在会议桌上,编号从1直到22,档案袋上潦草地标记着一些字样:排查人员指纹、外省市查证、模拟画像、附近旅馆名单。还有16本工作笔记,纸面泛黄,书脊磨损得厉害,有的甚至已经散了架,不得不用长尾夹重新固定。
  参会的民警刻意把声音压得很低,仿佛猎人隐匿在森林。办公室外,挂着块方正的牌匾—1995.11.29晟舍凶杀案专案组。在湖州,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那个案子”,也是建国以来湖州发生的最大命案,死者4名。但对民警们来说,这则是一场跨越22年却始终毫无转机的追凶之旅。
  直到现在,现代科技的发展让民警们重新看到希望。一年前破获的甘肃白银连环杀人案反复出现在他们的对话中:凶手高承勇的一名远房亲戚因违法犯罪被采集到血样,甘肃警方通过Y-DNA染色体检验,发现城河村高氏家族有作案嫌疑,直接抓获高承勇。在湖州警方的档案室,也仍保留着含有22年前凶手唾液的烟头,研讨会召开时,警方已经从其中提取出了凶手DNA。
  45岁的陈红跃在湖州市公安局一间安静且闷热的会议室向《人物》记者回忆起当年。那时他还是个工作刚满一年的年轻侦查员,碰上这么大一个案子,“那时候心里很震惊的”,那个充满血腥气的房间里的画面至今仍深深地刻在他的脑中。专案组里55岁的严关炳,当时是陈的顶头上司,任湖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队长,相较之下,严显得十分沉稳,到达现场后,他立刻戴上口罩和手套,打开工具箱开始收集物证。
  那是一栋暗绿色的三层小楼,位于湖州市织里镇最繁华的晟舍新街上。门口手写着“闵记饭店旅馆”六个黑字,又用红色油漆描了一遍。案发地包括闵记旅馆203房间,体型魁梧的山东商人于峰(化名)仅着内裤俯卧在床上,房间内的另一张床上,旅馆老板老闵被反绑住双手,嘴里塞了一块毛巾,隔壁的202房间,旅馆老板娘半坐半卧,被子还好好盖在同睡一床的12岁孙子身上。
  只不过,4人的面部都有些难以辨认了——他们的脸都被钝器狠狠砸过。陈红跃回忆,当他们到达现场时,由于天冷,床单上的血迹甚至还没全干。

  痕迹
  严关炳是一流的痕迹鉴定专家,幸运农场在这个案子发生的前两年,他还发表了一篇《3种常见皮革制品及其制品痕迹检验初探》的论文。大部分谋杀者总爱穿戴皮革制品—无论是皮鞋、皮衣还是一只掩人耳目的皮箱。这个小漏洞能帮上不少忙,皮革制品不宜洗涤,长期使用后表面具有粘性,更容易在现场留下痕迹。
  在湖州,严关炳有着“鹰眼警探”的称号。他头脑敏锐,体格清瘦,还有一双充满怀疑精神的眼睛。22年后,面对《人物》记者,他依然能精准地回忆起每一位证人的证词。
  和其他的旅馆客人相比,一名姓毛的桐庐商人格外“刻骨铭心”。问询情况时,他显然还没有从惊吓中回过神来:
  “闵记是这条街上唯一一家旅馆,每次来织里我都是住这家……本来我是住在203的,老板说三楼几个房间都是桐庐人,你不如和那个山东来的大块头于峰换一下,你这个床位让于峰住。然后昨天晚上,于峰就被杀了。”
  原来是一个死里逃生的幸运儿。严关炳记录了下来。
  严关炳还回忆了服务员小丁的笔录:
  “203除了于峰,还有两个一起来的客人的,他们说自己是浙江衢州的,但我自己是安徽人,我觉得他们的口音和我家乡人比较像。
  11月28号的下午1点左右,他俩入住旅馆。放下行李后,到楼下餐馆点了炒鸡块和古井贡酒,让我端到房间里,还给他们每人拿了一个杯子。”
  在这个逼仄的空间内,严关炳早就注意到,两个床位之间的桌子上摆放着一个玻璃杯和一个陶瓷杯。在紫光手电的照射下,他撒上铝粉末,再用柔软的毛笔轻轻拂去,发现每个杯子各有一套指纹是四指并拢的形状,且反复移动了多次。指纹的主人很可能就是那两位旅客。
  除去指纹外,踩在地上一堆衣服上的一个鞋印也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鞋印的花纹呈六角菱形状,在周边的服贸市场从未见过。无论是民警还是报警人,走进房间时都会小心翼翼地绕过衣服,脚印只有可能是凶手慌不择路时留下的。
  203房间地上还留着不少烟头,严关炳数了数,共有26枚。其中有一个香烟盒格外引人注目,金灿灿的包装上印着红色的品牌名:盛唐。这不是一个大众的牌子,产自安徽芜湖卷烟厂,一般只在皖南地区比较常见。尽管那时还没有任何手段可以对烟头上的生物信息做出鉴定,但警察还是小心翼翼地收集并保管了全部烟头。
  案发后的那天清晨,两人没结账就离开了。
  事后推测,这大概率是一起抢劫杀人案:两名凶手应该是先对同房间的于峰起了歹意—他死亡时处于静止状态,应是在睡梦中被杀的;但他们忽略了于峰缝在内裤里的6000元现金,因此并未搜刮到多少钱财,于是转而以结账的名义将老板骗至203(服务员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听到“喊老板结账的声音”),把还带有于峰血迹的毛巾塞进老板口中。最后遇害的才是202房间的老板娘和孙子。
  对一个12岁的男孩痛下杀手令人费解,可能的原因是,“在杀老板娘的过程中,这个小孙子声音响动或者也醒了过来。”
  见过这两名旅客的目击者形容,一人40岁左右,1米65上下,体型稍胖,长着一张大圆脸;另一个年纪较轻,1米8,眼睛细长,戴着鸭舌帽。戴鸭舌帽,恰恰是安徽一带的惯常打扮。糟糕的是,在信息技术尚不普及的1990年代,监控是个稀缺品,这家旅馆也没有严格执行住宿登记的制度,“没有身份证,老板也会允许他住进来。”对这两名“消失的旅客”,警方并不能得到更进一步的信息。
  接下来,他们的目标就是把这两位“衢州来客”揪出来。

  1995年,案发后的闵记饭店旅馆(警方供图)
  零
  织里镇坐落于湖州市东部的太湖沿岸,这儿的人们更愿意称呼自己是“织里人”,在某些时候,织里的名声的确盖过了湖州——每年有超过4.5亿件童装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中国童装城”的名头说起来底气十足。
  织里一直是私营经济的热土,也是充满野心的冒险家的乐园——现在,林荫路两旁排布着体面的欧式风格中产阶级社区,鸢尾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街道上的店铺各个都有洋气且拗口的名字:魔堡公主、汤姆琪咪、蓝色维尼,绣着花边的粉红公主裙总是被摆在橱窗里最显眼的位置——在22年前,织里的童装产业已经有了迅猛发展的势头,偷窃是与富裕相伴而生的童话小镇中仅有的戏剧性事件。直到11月底那个星期一的凌晨,几声榔头锤击的异响突然而至。
  半个月后,大规模排查工作开始了。警方决定兵分两路,一路人去皖南地区比对指纹,另一路去调查鞋印的来源。
  湖州市公安局的电子指纹识别系统是在1996年上马的,在地市一级公安机关可以说是最早一批——显然是由于这件命案的久侦未破带来的极大刺激。倒退到凶案发生的1995年,指纹比对全靠肉眼识别,一个地方的指纹库通常就是一摞白底黑纹的卡片。尚无太多痕迹鉴定经验的陈红跃被分到了这一组,他几乎跑遍了皖南的每一个县,一张一张去翻卡片。
  如今回想起来那段经历,陈红跃双手在空中模拟着翻页的动作,苦涩地笑了起来,“翻傻掉了”。多的时候一天辨认几千份指纹,到最后,“这个案件的现场指纹,可以说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边。”
  如果库里没有目标对象的指纹,还需要走街串巷去访问。此后陈红跃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近至上海,远至广东、云南。只要外地出了手法、情节类似的案子,就会去看“能不能并案”。由于作案手段娴熟,警方一度以为是两个惯犯。直到最终抓获嫌疑人之后,陈红跃才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这两个犯罪嫌疑人压根就没有前科劣迹,库里当然找不到他们的指纹幸运农场
  这时候,另一条追查线上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
  严关炳负责追踪鞋印来源。在此之前,他们已经跑遍了华南的大型鞋帽市场,毫无收获,不过,这并没有挫伤他们的积极性,“越是特殊的,越找不到的,那说明找到了以后,这个价值就越大。”
  1996年春节前夕,南京水西门,严关炳正漫无目的地在各个鞋子摊位间转来转去,突然,一双高帮登山鞋吸引了他的目光,把鞋底翻过来一看:可不是和现场的那个鞋印一样的嘛!
  经过调查,这种鞋产自昆山一家韩国独资企业,出口加拿大,摊主售卖的是在海运前不小心被遗落的唯一一箱。除此之外,工厂也曾将一部分损坏的鞋作为福利发给员工。民警赶往昆山才发现,这家企业在职员工也有几百号人,更别提这些年来来去去的打工者了。因此,那个鞋印的拥有者不一定是这家鞋厂的员工,也有可能是某个员工的关系人——对严关炳来说,“范围太大,就像大海捞针一样”。
  案件进展由此陷入停滞。如今回忆,陈红跃觉得那是刑事侦查最困难的时期:刑事案件高发,但侦破手段却没有及时跟上,“当时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从事刑事侦查最苦的一代人了”。
  对于这桩轰动全国的灭门案,线索的总和是一个漂亮的整数:零。

  22年前画的命案发生地周边地图(警方供图)
  噩梦
  刘永彪发现,这22年来,总有个恶魔在折磨他。
  恶魔经常闪现梦中——爬着山,眼前一棵树直直地倒下,又或者是警察突现,用手铐将他一把抓住。
  每次醒来都是大汗淋漓,只能在黑夜里睁着眼发呆到天亮。这样的次数久了,他干脆拒绝入睡——通宵打麻将,下象棋,看小说。最长的一次,他下棋连续下了两天一夜。
  这是刘永彪被关押进湖州市看守所的第十天,他剃成寸头,穿上了看守所的黄马甲。在一间灰白色墙壁的审讯室内,他神色平静地接受记者采访。
  刘永彪出生于安徽省南陵县一个偏远的乡村,除了上级领导调研扶贫和走访贫困户的通讯稿,这个村庄在网络世界的存在乏善可陈。从小,刘永彪就和村里的其他娃显得有些不同:从父母那里偷来的两块钱,他拿着买来蜡纸和彩笔。到初中,他的兴趣又转移到了小说,喜爱鲁迅和《红楼梦》,在初三毕业时即宣告了自己一生的梦想,“我就喜欢当作家”。
  尽管在家乡南陵,刘永彪并不讨人喜欢——好赌、情绪化、好吃懒做是最常出现的评价——但他成了作家,还是个在圈子里有点名气的“农民作家”。这些年,他陆陆续续出版了几部作品(尽管大部分是自费的),获了几个文学奖,甚至在2013年加入了中国作协。加入作协的途径有多种说法,刘永彪声称是“自己在网上下载表格”,但也有和他相熟的当地作家归因于某种并不光彩的手段。无论如何,他总算是硬气了一把。
  1994年,他在一本名为《清明》的安徽省文学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青春情怀》,主人公是个读了3年高三的乡下少年,为考不上大学而苦恼,暗恋着隔壁“染了金色的头发,穿着皮夹克、牛仔裤”的青梅竹马。那会儿,刘永彪正雄心勃勃地谋划在文坛一展拳脚。
  但他的生活并不顺遂,1995年,女儿3岁,出生时就被诊断为“先天性小睑裂综合征”,眼睛奇小,刘永彪在这一年必须筹措到5000元为女儿手术。
  那一年同时成为近乎断片式的空白,“一个不堪回首的污点”。当年,他和同乡年长11岁的汪维明去了一趟织里。刘永彪和汪维明是发小,汪维明是村里记工分的会计,也是少有的支持他文学理想的乡邻。每当父母和妻子唠叨“看书是不懂事”时,为了“耳朵清静”,他经常躲去汪维明家写小说。
  刘永彪因此对汪维明有种近乎信徒般的虔诚。汪在织里打过工,说“那里的老板很有钱,找个人搞一两万块钱是个轻而易举的事情”。女儿的眼疾、赌博的输多赢少、文学事业的上下打点,他最需要的就是钱。
  但除去抢劫外,他们还杀了人。警方从他们随身携带榔头这一细节推测为预谋杀人。
  在和记者长达一个小时的对话中,刘永彪逻辑清晰,只有在被问及作案过程时,罕见地激动了起来:“细节还用说吗?细节很残忍的。”
  他从来不敢回忆杀人的细节。作案的日期,还是在被抓之后从侦查员的笔记上得知的。
  杀人后的第二年清明,刘永彪买了一包老鼠药想去父亲坟前自我了断。想到药会苦,他还用放维生素的小药瓶装了点酒。没想到,妻子把女儿也给抱来了。看着女儿还未被治愈的眼睛,勇气又顷刻消失殆尽:“看我女儿这个样子,我还是要活下来啊。”
  第十年是个关口。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被一种更强大的麻木盖过去了。有时他还会劝自己:“万一办案人员疏忽大意没查到我,时间一长说不定就查不到了。”这一年发生了两个重要事件:他的儿子出生了,他开始在县城里开作文辅导班。
  刘永彪变成了那种最普通的父亲。尽管他独自住在县城,妻儿长期住在乡下,但他依旧热衷于在QQ空间分享儿子的成长历程:出生没多久还穿着纸尿裤的时候;一周岁学会走路的时候;再大些跟着父母出去旅游的时候;8岁开始读小学生优秀作文的时候。
  开作文辅导班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刘永彪还算精明的商业头脑。在南陵县,他几乎可以称得上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许梦琪跟着刘永彪上了三四年辅导班,还一度担任班长。在许梦琪看来,他和任何一位靠教书赚点外快的辅导班老师一样,照本宣科,无视课堂秩序,偶尔为被欺负的女生伸张正义。面色蜡黄,垂着两个吓人的黑眼圈,坐在休息室的板凳上一根接着一根抽烟,这是她对刘永彪的印象。
  一度,刘永彪也考虑过把写作当作发泄的途径,通俗文学,连题目都取好了,叫《身背数条人命的美女作家》,是写“美女作家杀死多人而不能破案的”。写了好几个月,有两三万字后,他又不敢接着写了。“如果没有这个案子……”他经常这么幻想,他有底层生活的经历,最重要的是,“忏悔的冲动和灵感太多了”。
  但刘永彪说,他不敢努力了。“努力以后就出名了,出名就关注了,关注以后我就怕我这个事就出来了。”
  对于刘永彪的文学成就说法不一。芜湖作家谈正衡在1980年代和刘永彪相识,在他印象里,早年间他的作品的确还受过不少文学名家的肯定,被评价为“笔下的底层生活沉甸甸”,“具有真实的力量”。但接受采访时,他对刘永彪后期的代表作不屑一顾:“就是写某小青年如何通过奋斗获得成功,然后有钱了,被长相非常漂亮的某大领导的女儿看上。”
  刘永彪出事后,谈正衡在朋友圈里写:“作品没有成就他,反倒是命案让他出了名。”
  转机
  严关炳和陈红跃发现,这22年来,也有个恶魔在折磨他们。
  恶魔经常在某个日常时刻“嘣”地一声跳出来。在路上遇到当地村民或者老领导,顺口提起“那个案子怎么样了”,他们答不上来,只能愧怍地低下头。
  2008年,曾分管此案的湖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李纲病危,他把当年参与追捕的民警都叫到了病床边,嘱咐:这个案子没破是我终生的遗憾,你们这些同志有朝一日一定要把它侦破。
  每当想起李局长的这句临终遗言,严关炳和陈红跃感到“心都会疼”。
  22年来,在严关炳办公室的抽屉里,当年重要的物证——指纹、鞋印、毛巾的照片还静静地放着。每当有类似的案子出现时,他会把当年的办案笔记拿出来复习一遍,这成了某种强迫症似的习惯。
  转机在今年6月降临。
  湖州市公安局新领导班子上任,下了“一任接着一任干,尽最大努力抓逃犯,破积案”的命令。更重要的是,用于刑侦领域的Y-DNA染色体检验技术已经成熟,沉积近30年的甘肃白银案的破获就是一个绝佳的典范。
  简单来说,这是利用了Y染色体在男性父系之间的单向传承。如果是男性嫌疑人在作案现场留下可以检测出DNA成分的遗传材料,通过找到与嫌疑人有相同Y-DNA渊源的亲属,进行Y-STR(short tandem repeat,短串联重复片段)的同源比对,可以直接确定嫌疑人的姓氏。每个姓氏都有Y染色体的特异性标志,就像血液里流动的代表出身的“条形码”。
  40岁的徐志成加入专案组成为10位常驻民警之一幸运农场。法医物证专业出身的他,从2005年开始一手建立起湖州市公安局的DNA实验室。
  徐志成太不像个警察了——认识他的人都这么评价。他戴一副厚实的有框眼镜,讲起话来有股文绉绉的老学究味道。如果对话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个专业术语,他会给自己按下暂停键,倒回来耐心地解释一遍,像是在蹑手蹑脚地完成某个高难度的实验。
  要说和高校里终日埋头做实验的研究员有什么区别,大概是当你把一具触目惊心的尸首摆在他面前,徐志成也不会多眨一下眼。“在现场,在破案的过程中,根本就没有时间来同情这个死者。”
  徐志成的DNA实验室位于湖州市公安局一栋4层楼房的4楼,从试剂室、提取室、扩增室到检测室,运转起来如同一个严丝合缝的齿轮。设备先进且昂贵——光是自动化工作站的造价就近两百万。现如今,公安部门站在了综合科学技术的最前沿,DNA技术取代了传统的物证蛋白质检验。一滩尿液能查,一枚断掉的指甲能查,一个喝过水的杯子能查,你的DNA早就不是秘密。
  要问徐志成是否曾遭遇过哪怕一丝困难的话,10年前的一起强奸分尸案也许算得上一桩。也是个冬夜,一位女出租车司机失踪,33天后在一个鱼塘里发现了被蛇皮袋包好的躯干。通常来说,人体死亡后精子检出的最长期限是3周,得益于当时的寒冷天气,当徐志成小心翼翼地提取出死者的阴道擦拭物,在显微镜下看到了少量的精子头部。成功检见精子的DNA分型后,故事的结局很快以嫌疑人的抓获告终。
  但面对这起22年前的灭门旧案,徐志成却感到格外棘手。
  拿到一个新鲜的检材(痕迹物证),徐志成检测出DNA只需要3天。但谁都没遇到过保存了22年的物证,严重的降解会导致DNA信息量的损失,再加上把检材都放在一块,存在相互污染的问题,“整个实验室也不是很放心的”。
  好在,尽管当年谁也不知道检材有多少用处,留下凶手唾液的26枚烟头还是被原原本本地保留了下来。在那个并没有多少检材保管意识的年代,居然有意无意地往其中放了一些纸——这帮助去除掉了环境里的潮气,使得检材处于较为干燥的状态。在前期提取时,徐志成采用了醇化的浓缩方式,在保证能够出结果的情况下把杂质全都去掉。
  徐志成一度感到担心,检材如此有限,“我们要是这里又没做成功,检材一下没了……说实话,可能会成为破案的一个,要成为一个罪人。”他投入更多心血,从早到晚,再加班到凌晨,想尽办法“以最少的代价来做出最完美的结果”。在实验室里耗了10天以后,他在烟头中检测出了10个人的DNA。
  重新走访了一遍当年在场的无关人员后,徐志成排查出了犯罪嫌疑人1号和2号。其中1号丢了6枚烟头,2号丢了10枚烟头,恰好在两人的烟头中都包含了产自安徽芜湖的“盛唐牌”香烟。
  拿着两个千辛万苦提取出来的DNA,徐志成先去全国的犯罪分子DNA数据库里排查——一无所获。再去各省的DNA数据库里排查——还是一无所获。再去皖南各市的DNA数据库里排查——终于,在芜湖的市库里,一个叫做刘永利(化名)的名字浮现了出来。
  来自南陵县的刘永利是因为打架被录入DNA数据库的。和嫌疑人2号的DNA相比,刘永利属于“三个四步”,即在39个位点(DNA上的一个基因或标记的位置)中,其中三个位点有四步差异。一步不同意味着相隔七代,即使刘永利和凶手存在亲缘关系,那也是十四代往上的事——300年前,他们也许拥有同一个祖先。这是临界于“有意义”和“没意义”的一个尴尬位置。
  这条线索像是从缝隙里钻进来的一丝微亮,但你无法判定,它是曙光还是某束混淆视线的人造光源。要不要往下做呢?专案组陷入两难。

  瞄准
  6月中旬,22年前参与破案的老民警们又被召集回了专案组。当年的“鹰眼警探”严关炳当上了湖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政委,他已经55岁了,皱纹不可避免地爬上他的脖颈和脸颊,唯一不变的是那双依旧锐利的眼睛。
  那个周日的午后,他们讨论的正是“要不要往下做”的问题。他们从公安内部系统调来了不少甘肃白银案的卷宗,也请教了参与办案的甘肃民警。白银案中排查到的高氏的远房堂叔和现场遗留的DNA高度吻合,找到凶手高承勇属于一步到位——专案组常常羡慕他们的好运气。
  严关炳征求各位的意见:“要做的话咱们明天就要出去了。”一些民警觉得“没意义”,另一些反驳说“总要试试吧”。考虑到刘永利和犯罪嫌疑人都来自皖南地带,最后,是一位来自河南的遗传学专家一锤定音:“有继续工作的必要。”
  做了两年教导员的陈红跃也重新回到了刑侦一线,“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破案的机会了”。22年过去,他已经成为湖州首屈一指的刑侦专家,每年勘察现场300多起,无一错勘。
  最快的一场破案只用了7个小时:一位姓戴的老太太报警称老伴被杀,她在一旁呼天抢地,如果不是在老太太的鞋子上发现了血迹的话,这副悲恸模样差点感动了陈红跃。老太太立刻承认了弑夫的事实,从此,任何伪装和欺骗在他面前都是一眼能拆穿的拙劣把戏。
  当下的工作并不需要那么高的智力强度,但需要格外细心:除了“正儿八经明面上的家系成员”,还要注意外迁的、改嫁的,甚至逐出家门的。在七八月皖南地区的高温下,22年前那挨家挨户排查的经历又回来了。研讨会开后的第二天,陈红跃立刻开车奔向南陵。
  摊开一张南陵地图,陈红跃把刘氏家族聚集的地名都圈画出来:高坝刘、刘家湾、仓溪村……在高坝刘,他们排查了一个多月,连七八十岁的老头都忍不住向民警“要个说法”:“隔壁村上都说,我们刘家有人在外面杀人放火干坏事了。”
  警方在高坝刘并没有直接找到凶手,但是在这里找到了极为重要的“一个一步”,“一个一步”和凶手的爷爷辈应当是堂兄弟的关系。包围圈越来越小,专案组被一种巨大的兴奋感笼罩着,“一直吊在那边”。
  陈红跃太熟悉这种感觉了。他是20米外手枪慢射的神枪手,几乎枪枪都能打在10环以内。秘诀就是,控制呼吸,保持姿态,慢慢瞄准,最后,一击命中。
  当然,也有失手的时候。此前,一个叫刘秋实(化名)的男人曾走进他们视线,除了体貌、年龄符合外,据他的小学同学反映,他“从小练武,没有成家,在社会上混”,并且在2010年自杀了——几乎每一项都能指向那个谋财害命、不堪内心煎熬的杀手形象。问题在于:
  骨灰是没有办法提取DNA的。
  好在,最后找到了一份刘秋实盖了红手印的拆迁合同,和现场的指纹比对并不一致。
  8月8号,立秋后的第二天,南陵断断续续下了一周的雨。名单上只剩下最后3个名字:除了刘永彪外,还有1980年代就在乡政府任职的南陵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和从美国留学归来、在深圳工作的高材生。专案组决定先从刘永彪入手。
  严关炳和陈红跃伪装成科研人员,编了个调查刘氏家族迁徙的理由,一同去刘永彪家中采血样。陈红跃记得,刘永彪家里有一整面组合柜,塞满了各种类型的书籍。
  刘永彪给陈红跃的第一印象是“像个文化人”。他看上去面相斯文,神色温和,听了这几位来客的原因,他连声说“可以可以”,配合地一同坐在沙发上。严关炳坐在刘永彪的旁边,陈红跃打开医用器械盒,正准备采血,一根针掉到了地上。他趴在地上找针,这时,刘永彪的儿子从房间里“蹬蹬蹬”地跑出来。
  “回去。”刘永彪呵斥儿子。
  过一会儿,他又从房间里跑出来了。
  “回去!”这次,刘永彪升高了音调,神情里隐隐有发怒之意。
  除了这个瞬间有些失态,刘永彪全程都表现得得体而坦然。在回去的路上,陈红跃有些动摇,他向严关炳小声嘀咕:“这是个作家,采血还这么配合,估计不是吧。”
  8月10号,就像过去58个平淡无奇的夜晚,徐志成在DNA实验室里将采集来的血卡打孔取样,再到超净工作台中操作DNA实验,最后放在基因测序仪上进行测序。走到最后一步——和从现场烟蒂提取的DNA放在一块比对时,他一下子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模一样。
  显示屏上的基因图谱整齐地排列着,泛着绿莹莹的光亮。他用手指点屏,一个一个滑过去,完全符合。怕自己看花了眼,徐志成把软件关掉,重新打开,这次终于确认了。
  他开始给几位领导打电话,抖着声音,甚至“带着哭腔”。兴奋、紧张、不可思议,还有一种使命完成的解脱,各种情感在体内互相冲撞,他的心脏跳得太快了,“砰砰砰”,像是要从胸腔里蹦出来似的。
  专业知识告诉他,此时冷静下来的唯一办法是让血液从心脏散布到四肢里。他开始围着办公室里的茶几不停转圈,几十圈过后,终于稍稍平静了。

  终点
  8月8号那天,刘永彪就知道自己要完了。
  “进来的那几个男人说市政府做一个卫生上面的东西,查什么刘氏家谱,说我是刘家人,要帮助做个DNA。怎么可能呢,一定是来抓我的。”刘永彪心想。
  刘永彪是侦探小说爱好者,对DNA生物鉴定技术略有耳闻,也密切关注着一切凶杀案的新动态。他一度暗自祈祷甘肃白银案不要被破,但在电视上看到高承勇被抓的那一刻,他平静地预见到了自己的结局——追凶者掌握的力量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和想象。
  他本想在8号采血那天就自首。可是儿子却一反常态,不听话地在房间里外跑来跑去。尽管22年来的逃亡生涯把他折磨得精疲力尽,在这心理防线濒临崩盘的时刻,他还是希望能够保留作为父亲最后的尊严。
  在几位“科研人员”离开后,刘永彪想起了汪维明。汪维明混成了上海一家投资公司的法人代表,实际上是给自己的弟弟打工,一个月拿5000块钱工资。这些年,他们依旧频繁见面,他们声称要“坦然面对,查到了就是查到了”。
  刘永彪在警察走后拨通了身在上海的汪维明的电话:“我今天被采血了,警察马上要来抓我了。我是不想逃了,到时候我肯定要把你讲出来的。”
  “不要紧,也许搞错了,这个案子不一定能查出来。”汪维明有些不屑一顾。
  刘永彪知道和他说不下去了,他有些怨恨自己当年为什么会那么崇拜汪维明,觉得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现在看来,他完全就是个无知的法盲。
  刘永彪给家人留下的最后印象是一场怒火。饭桌上,儿子又挑食了,刚开始上班的女儿则说自己新买了个iPhone7——他忍不住一顿臭骂。
  “爸爸马上就要走了,他们还不知道,我又不能讲,他们吃东西还要讲究,这怎么可以呢?”他想。
  吃完饭,刘永彪让两个孩子回老家找妈妈,幸运农场他们有些委屈和不解,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但还是顺从地照做了。
  把两个孩子送走后,他拿用过的草稿纸背面来给妻子写信:
  “今天有几个公安来家采集我的血样,我知道是因为20多年前的案子。20多年来,这件事一直给我带来精神折磨。我好几次想自杀,连老鼠药都准备好了……”
  他涂涂改改,字迹有些潦草,最后又用一张干净的纸誊抄了一遍。
  10号上午,刘永彪和往常一样去学校上班。这两年,他在南陵最大的民办中学担任校刊主编,工作是收集学生稿件和学校的活动材料,月薪3500元。但这会是他最后一次去学校——他不愿意让左邻右舍看到他在大街上被抓的落魄样。他清理了电脑和橱柜,打包了所有个人物品,提前回了家。
  他放弃了回老家看看妻儿的决定:“人家多看一眼,是一种天伦之乐,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了,我都不敢回去了。”
  一切就绪。从9号到10号,整整两天,刘永彪都没吃饭,唯一的进食是一包3块5的方便面。家里已经懒得收拾了,东西都乱糟糟地丢在地上,甚至连客厅的台子都掀翻掉了——那是某个时刻“心情全部爆炸”留下的痕迹。回想起自己性格中的最大缺陷时,“极端”这两个字冒了出来,他想,正是极端害了他。
  11号凌晨1点,当刘永彪穿着条纹T恤和肥大短裤、坐在沙发上静静地吸烟的时候,这场22年的逃亡之旅终于走到了终点。陈红跃在内的十余位警察冲进刘永彪家,给他戴上了手铐,他没做任何抵抗,沉默半晌后吐出了第一句话:“我等你们等到现在。”
  5小时后,汪维明在上海浦东的一个小区里被抓获。“我跑不掉的。”见到民警后,赤着上身的他“扑通”一下跪了下来。
  “作家杀人,还是第一次碰到。”一生都在和罪犯周旋的严关炳都感到有些吃惊。审讯时,他又想起来当年那双并未追查下去的鞋子,顺口问了刘永彪一句:“你还记得作案时穿的是什么鞋子吗?”
  什么鞋子?穿的衣服、裤子他早就忘了,但那双鞋子他不可能忘记:“从村里一个姓汪的村民那里买来的,他在昆山的一个鞋厂打过工。二手的,贵着呢,150块,那年头很可以的。”
  刘永彪被拘押在湖州市看守所,离市中心有超过半个小时的车程,道路在施工,除了这几栋孤零零的建筑,目力所及是一片荒野,杂草疯长。伙食标准是255元一个月,每周总有那么一两天是有肉吃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背监规,偶尔也能看书,讲法治的、讲道德的或是讲文化的。
  
  有一天,刘永彪半夜醒了过来。他短暂地回忆了下自己在哪儿,意识到是在看守所里时,他松了口气:“我怕什么,不怕了。”一走路,手铐和脚铐就叮当作响,这声音让他感到安心,“现在我虽然戴了铁镣,但我觉得精神上面放下了。”22年来,他“没想到对死者家属怎么赔偿”,直到接受审讯时,才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有来生的话,我做牛做马来赎我的罪。”
  逮捕刘永彪的那个夜晚,没有参加抓捕行动的徐志成是在家里的那张床上熬过的。
  他迫切地想和妻子分享此刻的心情,但妻子已经陷入了梦乡。洗完澡后,他开始尝试着努力入睡。眼睛闭上,告诉自己“不想不想”。
  前线民警已经奔赴刘永彪的家中,在微信群里全程直播,此后又连夜赶去上海抓捕汪维明。徐志成还是没忍住,“那个手机微信老是响,一响就去看一下,一响就去看一下。”睡了半小时后醒了,再把微信一条条看过。时针指向了凌晨4点,“肯定要睡了”——到5点半又醒了。

  既然都5点半了,幸运农场那就别睡了吧——那时距离汪维明最终被捕还有半个小时。他跳下床,拉开窗帘,这座城市正在缓缓苏醒,车马声和拂晓时分稀薄的阳光一齐涌了进来。
  长夜终于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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